记忆或幻觉）中的内河，彼此之间的区别乃是基本同质性的表征。安妮在诸般差异中耐心发掘三人殊途同归的隐秘轨迹，或许是想代言一代人的处境。在现代或后现代城市生活中波折重重，兴致耗尽，终于决定折返，自甘放逐于边缘，我想这肯定只是一代人中极小一部分，他们在荒凉、诡异、静美、似乎外在于历史的极地风物中得到人生的教训，最终降卑，顺服于神意的崇高和威严。
“60年代作家”的主题是“先锋逃逸”，“70年代作家”的主题是“另类尖叫”，安妮的文字则趋于降卑顺服，虽然也还夹带着些许逃逸之气与另类之音。当然，还有人会说安妮的文字过于细弱，过于温馨，或者太甜腻，太自恋。或许都有一些吧，但如果你读这本《莲花》，应当知晓，这一切的背后还有降卑与顺服。在乖戾粗暴的现当代中国文学的背景中，这种精神元素本不多见，所以容易将它混淆于细弱、温情、甜腻与自恋。
2、她自己评判
安妮的故事总是很简单，赋予故事的含义却颇丰饶。她的作品一般都潜藏着自我解释的系统，随处可见高度概括、清醒自解和向更高更深处的探索。无需评论，除非评论是在其作品和世界之间建立双方都不太情愿的对话关系。她既有比传统的社会讽刺更扎心的愤激，也有超越人寰几欲遗世而独立的决绝，更有这一切之后的降卑顺服。她自己矛盾着，迄今为止读书界也矛盾地对待她。但她不想静等别人教训，不想把作品打扮成软弱无助的嫁娘任人评点。她自己评判，独自享受不发请贴的奢靡盛宴。
安妮似乎不太相信创作与评论的社会分工，她在把握故事和意义的同时也紧紧抓住自己的文字。“先锋文学”的“后设叙事”——叙事的叙事——只是对小说形式的自觉，而在安妮的作品有许多内容乃是对叙述者自我的剖析，是一种精神内容的自觉。安妮在许多地方是把自我碎裂为世界又从而加以冷静观察，对象与自我密不 |